文/龙宽

　　我在飞机上吐了个天翻地覆。站在海关人员面前我的身体发飘，大脑累得不想再转。他要我把身上带着的一大沓美元拿出来给他看，又问我数目是多少，我说大概有五千。这么些钱够支持多久？他问我。

 
　　“我父母还会再寄钱来。”这是谎话。

　　他不信任地看了我一眼，盖上了九个月的签证。

　　这是1998年1月4日的晚上，第一眼看到伦敦的时候它就在下雨。

　　去英国对于我所有的朋友来说是一件突然的事，我在北京的生活刚刚进入最舒服的阶段，每天跟一群感情深厚的哥们儿生活在一起，和唱片公司准备签约做专辑。而我放弃这一切跑到英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十八岁的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英国人，所以在他回国以后决定去找他。

　　瑞斯克是让我不顾一切飞越万水千山来到英国的人，早已在伦敦有着稳定的生活，他说不愿意见我。马上打道回府的想法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接下来的念头是，我要留下来。我要在伦敦呆下去。

　　一个人在十八岁的时候从不会设计未来，因此我压根儿就没想过到了英国以后的生活会怎样开始，没给自己设计一条退路。如果不是为了爱情住在这个国家，那么它吸引我的只有音乐，比北京更广阔的音乐空间。

　　第一个星期我出去买了一份专门登各种免费广告的报纸Loot，在上面给自己登了一条消息：中国女孩，歌手兼吉他手兼词曲创作人，有意组乐队者请打电话。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接到了三十多个电话，但大多数人只是看到了广告上的“中国女孩”而感兴趣，我见到了各种各样不靠谱的乐手，他们不是根本不会弹琴，就是拨弄两下吉他以后就开始对我胡言乱语。

　　我借住在北京认识的帕特家里，他在伦敦大学上学，我每天白天在街上走来走去熟悉街道，心里想，这里的冬天真暖和。空气因为经常下雨而非常潮湿，温度跟北京的春天差不多。周围的人似乎都在过着井然有序的生活，白天人人都去上班了，路上行人稀少，只有牵着狗的老人和附近大学的学生不慌不忙地在街上走。头两天我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向许多人问路才回到家，被问的人知道我英文不好，都微笑着慢慢讲。

　　那段时间内伦敦确实给了我非常良好的印象，超市里面的食物之多让我兴奋不已，超市外面有人在卖一种叫Biglssue的杂志，它是专为无家可归的人和失业者办的，售价一英镑，卖它的人每份可以得到45便士。租录像带的商店里有我想看而在中国找不到的全部电影，就是在公共汽车上和地铁里，也像是在看电影一样，有那么多酒鬼、疯子，打扮很酷的年轻人和穿西装的白领上班族并排坐在一起，这一切让我觉得伦敦是一个色彩丰富、充满机会的城市，对于前面未知的生活，我不再感到担心。

　　我住的地区叫King＇Gross，是伦敦有名的红灯区，街上电话亭里贴满了妓女的照片，我把它们都摘了下来，贴在我练琴房间的墙上当做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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