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撰文揭露中国大学“五种病”
十多年来，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大学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更多年轻人上了大学，这是巨大的成就。但从多数大学目前的情况看，前进中也出现新的问题。一级教授、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特撰文，指陈其五种“重病”——
“一病” 市场化
这些年基础教育的投入的确增加了，但高等教育欠账很多。国家投入不够，学校要自己去赚钱，不少大学只好不断扩招，靠获取学费来维持运行。还有就是“创收”（这个词对于学校来说很不好），办各种班，赚了一些钱，可是风气坏了，人心野了，老师哪有心思教学？
进北大校园看看，太热闹了，到处都是广告横幅，什么班都可以进来办，而且很多都是老板班、赚钱班。谁有钱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讲台。结果弄得大学生刚进来就心急火燎，急于找各种赚钱门道。什么时候能让北大重新找回“博雅”的气氛呢？
再说老师的心态也受到影响。我们许多教授往往身兼数职，有的很少时间真正放在教学上、放在学生的学习上。现在名教授都不教本科。为什么？全部为自己的利益去了。师资外流现象非常严重，更严重的是败坏了校风。
“二病” “项目化生存”
所谓“项目化生存”，是对那种没完没了争做各种项目的描述，特别是那些很可能只是泡沫、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项目，不断对付着做，实在浪费人生，浪费资源。
为什么要这样？年轻的老师不申请项目是不可能的，因为现有学术生产管理体制有这种量化要求，特别是理科与工科的研究，往往就是通过项目来实行的。还有，就是追逐利益，项目都有钱，有些老师其实就是奔着钱去申请项目的。这其实也是市场化的弊病。
现在，学术会议、成果鉴定、资格审查、项目审批过程普遍玩手段走过场，吃喝、游玩、送礼、拉关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现在很多人当上教授就整天过“项目化”生活了，很少给本科上课，是不正常的。
“三病” 平面化
大学合并，本来也有好处，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分工狭窄、体制封闭、低水平重复、小而全的高校办学模式。但许多大学合并，就是贪大求全，原有一些传统特点就丢失。
吉林大学几乎把长春的主要几个大学全都合并了，规模之大，令人感叹：不是吉林大学在长春，而是长春在吉大了。武汉原来有个水利学院、还有个测绘学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上中学时就知道，现在合并到武汉大学了，融合一块了。北大幸亏没有和清华合并。大学办学个性与特色的丢失，是个大问题，现在都“平面化” 了。
“四病” 官场化
现在是按照官场那一套给学校管理人员套行政级别，学校也有所谓副部级、正厅级等等之分，动机也未必是坏的，可能是为了帮助学校争取资源吧。但后果很不好，助长学校的官本位风气，以致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有点可悲。
管理对于学校教学科研的运行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但管理不等于领导，而是服务教学科研（不是服务教师）。管理做好了应当很有成就感，但管理不应当是当官。
许多大学的官本位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只要有一官半职，地位就比教授、老师、学生要高，甚至动辄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在这样一个体制下面，怎么可能会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
“五病” “多动症”
教育有滞后性，不能老是变动。有些试验要跟踪多年才能下结论。比如北大搞实验班，搞了几轮，搞不下去了，也没有总结，我称之为“无疾而终”。北大本科教育还是比较成功的吧，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即使试验，也要有个过程，有跟踪。
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为了显示政绩，搞“教育的GDP”，所以“多动”。但学校应当有自己主心骨，尽量抑制“多动”。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9年，全国大学的中文系几乎全都“升级”为学院了，我说不必去跟风，不必在“名堂”上下功夫。
针对“多动”，我们这些年提倡“守正创新”，在比较艰难的条件下，教学科研以及课程建设还是维持在较好的水平。这也得益于北大的宽容，校方没有逼着我们“多动”。
办教育和办工厂不一样，教育需要积累，不宜变动太过频繁。我们把“守正”放在“创新”前面，是想说明继承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基础性，不赞成浮躁的教育“大跃进”。我们能做的不过是要坚守最基本的人文道德精神，并且将之付诸于积极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