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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留欧和脱欧的理由，留欧派摆事实，讲道理，各种数据和逻辑都很严密；脱欧派翻来覆去，都非常的感情化，无非是移民问题，工作机会问题而已。但是民意就是民意，结果一出来，都被实实在在的打了一把脸。
单纯从技术上讲，公投是不是民主还要两说。我并不是说笑话，当年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就对全民公投这个形式很不以为然，认为这违反了英式民主的内涵，因为英国长期以来并不是直接民主制，而是代议民主，也就是人民选议会，通过议会投票，而非全民公投来决定国家事务。苏格兰公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情很大，是要决定诞生一个国家，需要全民的凝聚力，或者说，这是一个更加感情化的决定。但是是不是加入欧盟——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技术性的问题全民公投，只能说反映了两点：
英国国内政治就这个问题分歧很大。当前的执政者缺乏魄力，在政治分歧严重的情况下，拍板强行通过决定的，一般不是伟人，就是恶人。现任领导人不愿意当恶人，也没有魄力当伟人，所以就甩锅给民众了。
英国的脱欧成功，美国川普的崛起，其实都反映了一个事情，就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欧美主体民族的中下层和底层的劳动人民不满的宣泄。
我们都知道全球一体化总体是好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是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 ————或者更基本的，是能够增加GDP的。但是这些好处，真的造福了普罗大众了么？答案恐怕未必是肯定的。现在欧美国家的精英阶层都汇聚在金融和IT行业，着眼于欧洲乃至于全球的资本和科技的发展，欧盟一体化，经济自由化，劳动力自由流动，无疑是给这些人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和更充裕的资源，这些人也是坚定不移的留欧派；但是人数更多的则是街边肉店的大叔，是修车盖房的工人，是路边甜品店的雇员，他们真的能从全球一体化得到好处么？对蓝领来说，东欧国家的移民愿意接受更低的薪水，更长的工作时间，这让本土人感到了压力，感到了不安。从数字上讲，从2006年到现在，英国的人均实际收入一直停滞，并没有从加入欧盟得到很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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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自从光荣革命至今，已经传了数百年，社会阶层高度固化，政治家和名流左右都是那么几个公学和大学出身，从小就是同学和校友，这个圈子外人很少能进来，进来的人基本上下一代还在这个圈子里。法国也是一样，如果不是那几个精英学校毕业的，想要成为政治家也是难上加难。
这种因为知识，地位和人脉而导致的世袭，要比以前封建时代那种明显的人为规定的世袭不知道要牢固多少倍。因为这个世界归根结底是需要有能力的人的，人为规定的世袭往往会导致世袭者没有动机努力，不学无术而被其他人取代，在这种取代的过程中，就形成了阶级的转化。但是因为上述那些无形的实力形成的世袭是水晶之墙，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比你起点高的人比你更努力，你还怎么活？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比来比去只有诗书传家的东汉可比，而那个年代著名的是什么，是门阀，是士族。象颖川荀家门生故吏遍天下，汝南袁家四世三公，都是横跨数代，连皇权都要认真权衡如何对待他们的家族。
在这种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持续撕裂的基础上，精英们离平民越来越远，其实到后来并不理解平民们在想什么，而只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利益执行和贯彻下去，一厢情愿的认为平民们也应该如此，因为这是“好”的。在东汉，这样的结果就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黄巾大起义，在英国，因为民主体制下有投票这种宣泄的渠道，结果就是脱欧。按照奥巴马的说法，说英国脱欧是七国集团成立以来，一个成员国做出来的最自残的行为；其实这个逻辑说简单也很简单，很多家长里短的吵架的时候都会用到：既然你不让我过得好，那么大家就关起门来谁都别做事，大不了一起变差。
再来说说移民问题。这次公投脱欧，包括川普的成功，其实也是反映了欧美中低层的主流民族对多元化和文化融合的抗拒。如果说上面的阶层撕裂是经济原因，那么移民问题则是文化的冲突。很多人将这种文化的冲突归结为左派的软弱和无原则的圣母，更有甚者会说这样下去，欧洲现在的主体民族早晚会被边缘化，左派就是罪魁祸首等等。
其实这一套左派的意识形态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欧美都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经历过纳粹的恐怖，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痛定思痛，开始宣扬宽容，平等，博爱和多元化的思想并用这些思想封印了纳粹的意识形态。而我们中国没有切身的经历二战中纳粹的恐怖，本身因为人口的压力，所以比较崇尚公平竞争。反映在舆论上，就是知乎对川普的强力支持和Quora对川普的强力反对的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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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幸灾乐祸的认为欧美的左派是在作死，期待一个强力的铁腕上台，用普京的方式解决文化冲突的问题，但是这才是潘多拉魔盒开启的时刻。因为，在多数族裔占据了政府机构和主要商业机构的前提下，世界上从来没有少数族裔能够真的“反向歧视”多数族裔的情况，用手指头想想也知道，人类社会的权力无非是经济和政治而已，这两样都在多数族裔手里，少数族裔用什么去“欺压”多数？表面上看到的一些优待其实往往是因为在现实中受到的偏见更多一些，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不得不做出的折衷罢了。
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目前还没有完美的答案，左派的解决方法是和稀泥，大谈民主博爱平等，试图感化一切，但是左派并没有解决：“如果我宽容的对象不宽容我怎么办”这个悖论。所以这套体系从逻辑上就是有问题的，容易被个别人所利用。而这种利用会导致主体民族的不满，这种不满导致的孤立情绪，也是脱欧的重要原因。沿着左派的道路走下去，就是圣母心；而沿着右派的路走下去，撕开了封印的纳粹必然会借尸还魂。当前的欧洲一直是中右派在执政，所以人文环境尚可，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恐怖袭击和难民潮让人们丧失了安全感，这也给右派甚至极右提供了充分的土壤， 看看法国的国民阵线和英国的独立党的支持， 还不够让人警醒么？一旦进入了极右的轨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纳粹灭犹之前，德国算是对犹太人很好的国家之一，很多银行和企业也都在犹太人的控制之下，这些人在和平年代也算是有产阶级，精英阶层了。然而又怎么样呢？极右一来，实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政策，还不是一夜之间，数十年的财富和传承灰飞烟灭了？
极左可能会让人觉得虚伪的恶心，软弱的圣母，但是极右更是大卫王瓶的魔鬼，一旦放出，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中国的左右和欧美的左右是相反的，欧美左派是激进派，右派是保守派，中国左派是保守，右派是激进。所以邓公的话“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应用到欧美也应该反过来：欧美要警惕左，但主要是防止右。
在小的时候，我也崇尚人治，觉得归根结底是人的因素最重要；后来学了经济学，尤其是在一个制度设计的大本营学习经济学，于是开始崇尚制度，只要制度设计的好，十年二十年足以移风易俗；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悲观，因为从历史上看，任何开始的时候运行的非常好的制度，最后总会一点一点的变坏。为什么？这恐怕不是单独的制度设计能够解释的。因为只要有制度，人类就会慢慢自动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因为不同的天份，努力，或者单纯就是运气。而一旦形成了阶层，阶层就会自我的强化和固化，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越来越低，低到一定程度，上下隔绝，于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再开始一个新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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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的帝王不管是贵族也罢，平民也好，总是奋斗过来的，知道打天下的艰辛，对人民愤怒的力量有所敬畏，所以唐宗宋祖都算是不错的明君，而后来那些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的小皇帝，很多其实并非是有意识的昏庸，只是离民间太遥远，其实已经不理解真正的“子民”想的是什么，需要是什么，从而被官僚内臣轻易的糊弄了而已。而为数不多的所谓“中兴之主”，往往都有不同寻常的经历：比如从小在牢房，长大在民间的汉宣帝，比如装傻十几年据说还做过和尚的唐宣宗，比如宋高宗收养的宋太祖后裔宋孝宗，比如小时候出生差点被万贵妃暗杀，一直养在太监家里的明孝宗…… 这些人都因为特殊的经历， 体验到的民间的疾苦， 才能够继位之后调和阶级矛盾，中兴帝业。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目前其实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49年建国的中国其实比想象的更加年轻，其实并没有多少阶层撕裂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这批精英只需要上溯两代人，大多数时候甚至只是一代人，也不过都是平民百姓而已。很多人在北京上海，做着很高大上的职业，掌握着别人艳羡的资源，但是一回老家，或者干脆就是一看爸妈亲戚的朋友圈信息，还是马上能够体会到劳动人民在想什么，在关注什么的。尽管社会上对各种二代有一点民愤，但是“二代”这个词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了，看看布什家族传了几代？看看卡梅伦的家族之前是做什么的？
每次看到中国很多人倾其所有为孩子上学，我还是感到很欣慰。因为这说明两点：第一，我们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固化。固化是什么意思？固化就是你安于现状，压根不会去想挑战阶层的局限。既然有很多人还依然相信“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样的话，那说明起跑线还没有完全划定。事实上现在的中国确实是一个机会很多，阶层之间流动性还比较大的社会。 第二，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还有点不服输的意识。这个心气欧洲和美国人都快没有了。冷酷一点的说，每个人都是被自己的家庭这根皮筋拴着的，有的人努力一点，皮筋就崩的紧一点，但是自己也跑的远了一点；有的人懒一点，皮筋就松一些，自己也轻松一些。真正能够扯断这根线的，只有少数既努力又幸运的人。挣脱的过程是痛苦的，所以很多人会放弃，很多人会偷懒–偷懒就是自己不尝试，让自己的小孩尝试，但是偷懒的尝试也总好过不尝试啊！有这个心，就代表有希望。
并且中国虽然有少数民族的融合问题，但是没有移民问题。有一个占据人口90%左右的主体民族，比英美少了很多麻烦事，这其实也是个优势。
但是，中国依然要警惕，因为阶层的分化是不可避免，也是不可逆的。现在的中国精英阶层还接着地气，但是几代人之后就未必是这样了。因为制度设计的原因，中国对阶层撕裂和分化的忍受度可能会低于英国和美国，如果那个时候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阶层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自己不满的渠道，那才是噩梦的开始。
